旧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
身在北京，看到上海人民的新闻有一段时间了，虽有所共情，但体会不深。直到昨天，这件事虽然只是一个开端，却也引发思考。
昨天学校上层忽然要求所有人回到宿舍，不准在校园逗留。原来是有人疑似确诊，领导们怕了。
配合一下，尽快解决问题是最好的。快到饭点了，领导们又让各宿舍统计吃饭人员信息。然后各层指派了层长，又开始统计本层的吃饭人员信息。我楼层层长将我也拉入本层的微信群，然后令人迷惑的行为发生了：他让我们在群里接龙，发送自己的宿舍号+几人吃饭。微信接龙就是复制第一个人的消息，然后在后面追加自己的消息，然后发送出去。如果你发送的时候被抢发了，就会导致有人被遗漏，相当于不加锁导致的数据库一类丢失更新。而且，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玩意儿刷屏。场面立刻混乱起来。
我寻思为什么不使用在线表格呢？很快，他们自己也发现了问题，然后，他们拉出一个数百行的大表，在金山文档共享。我纳闷为什么不用腾讯文档，这样直接就可以登录，但也随即注册了金山文档。结果文档的表头是这样的：
| 宿舍号 | 在宿舍人数 | 吃饭人数 | 其他要求（比如清真餐）问题在哪儿？主要在于非标准化。结果大家怎么填的？吃饭人数，有人填：3 人（1 个已经吃过了），其它要求，有人填：带一瓶水。
我们搞这个表的目的是什么？无非是：
- 知道有多少人这顿吃饭
- 其中有多少清真。
如果你严格限制字段类型，并且设计好表头，比如：
| 宿舍号 | 在宿舍人数 | 吃饭人数 | 清真餐人数
必须正整数 必须正整数 必须正整数 必须正整数那么我只要简单一筛选，就能得到一个这样的层表：
楼层：1
本层吃饭总人数：XX
其中清真人数：YY，普通餐人数：XX-YY
本层各宿舍明细：
101 清真人数：A，普通餐人数：B
102 清真人数：C，普通餐人数：D
...虽然都上过数据库课，但显然执行的人并不知道这里简单操作一下就能提高效率。更为离谱的是，经过了一个小时也没有统计出一个稳定的结果。然后我们被直接叫下楼，先排成几行，清点人数，清点了十几分钟。然后排起了百米一列长队，有序地步行到食堂取餐。
食堂只提供两种标准餐：普通餐和清真餐。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当然你也可以不吃，但是外卖停了，超市关了。并发量非常低，说白了就是双线程，工作人员手把手把饭递给两列同学，自然是很难快起来，并且工作人员也很累。
就事论事而言，我们这顿吃的还可以，就是平时的正常水平。除了由于低效的骚操作导致排队四十分钟才拿到饭。
相较而言，学校其实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我以前求学在过的一些学校，每年都能让我增长见识。而我们学校是目前骚操作比较少的了。
就我见到的社会现象和个人经历而言，可以说，限制效率的往往不是技术等客观条件，而是有决策权的人自己因为个人能力、智力、利益等关系，广泛实施愚蠢的方法，并且不把下面的意见放在眼里。他们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，但更多时候是知道怎么做更好，但处于自保规避风险、转嫁责任等种种原因选择了浪费人力和时间但最稳妥的做法。
另外，我忽然就体会了上海人民为什么那么惨。这里面暗含巨大的商机，可以说，是食堂们的利好消息。
是的，他们达成了垄断。
我知道我们目前的阶段肯定不至于沦落到上海那种境地。接着写下去也有夸大事实的嫌疑，难免引发一些读者的不满。但就当我思想滑坡吧，还是想一吐为快。以下不针对谁，只是自己对历史的一个个人抒发。
而从垄断到榨取超额利润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垄断了也得有人买，垄断了也得能维持垄断。
而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因为一旦垄断者和坐拥权力者勾结，除非下面的人被组织起来反抗，或者被更大的权力收拾，他们都可以肆无忌惮。
第一，通过关闭自由交易渠道（有时候也未必是自由交易，但一定是和自己形成竞争的），阻止利润外流，并维持垄断地位。通过限制“保供”物品的类型，实现低成本生产。开源节流都得到实现。
第二，限制下面的发声，设置一系列中间环节，例如长等等，用权力的组织抑制自发的组织。而这些长，都是属于利益集团的一部分，且是基层部分，从群众中选出。这样直接造成冲突的，不会是与上层。同时他们有维持自身地位从而从中获利的利益驱动。可以说，腐败并不是一个人的内心斗争，而是少数利益集团实现稳固控制下层，团结利益群体的诱惑工具。
所以，GL制度通过强买强卖和打压异见，所制造的“计划经济”，必然是低效的。这种低效并非因为计划经济本身，而是根植于GL制度本身。
计划经济要想成功，必须确保反馈机制有效。一切自动调节系统之所以有效，一定是误差能够被收集，误差往往以意见的形式存在，未必都是合理的意见，但总归应该称为反馈调节的数据源头。收集意见是不难的，但让既得利益者愿意收集意见很难。意见收集之后，必须要形成指导，重新作用于生产的环节，因此某种程度上，“反馈意见”本身才应该是权力的主体，而让少数官僚把控权力，实际上是为了权力的形式而借用的化身。之所以人民当初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些人，是因为人民相信这些人并不是直接使用权力，而是借由此人自身，完成人民意见对权力的使用。然而，执行反馈调节是不难的，但让既得利益者愿意将权力用于执行反馈调节很难。
那么，一个地区，是怎么从原本正常的样子，变成这副鬼样呢？我们必须考察其法律是否允许如此。注意，一个国家的“真正法律”和“形式法律”是不同的。前者是“执行中”的法律，后者是“名义上”的法律。执行法还具有地区差异性。有的地区，比如古代一些王朝末期，县令、老爷的话就是法律，《大明律》虽然设想的好，但执行下来已经变成《大善人律》。这实际上已经人治僭越法治。
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，无论当前处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，同志们都必须继续努力，消灭官僚制度，建设好社会主义。